“格格步”能算是满族传统文化吗?

“格格步”能算是满族传统文化吗?

原标题:“格格步”能算是满族传统文化吗?

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保尔】

近年来,民族文化,特别是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,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。比如在西南地区,许多城市大打“民族风情”招牌,在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之余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和社会效益,可谓是一举多得。

文化教育要从小抓起,民族文化也要走进学校,这本是好事,然而究竟该弘扬什么样的民族文化,却是一个值得思考问题。近来的一则新闻视频让笔者哭笑不得,视频展示的是满族地区的学生在练习“格格步”,场面如同清宫戏中的选妃现场。

这种所谓的“格格步”,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满族旧俗?今天的我们又应该如何历史地看待民族文化的特殊性?围绕这些问题,笔者与各位分享一些个人看法。

一、真的有“格格步”吗?

首先说一说,正儿八经的满族女子是怎么行礼的,或者更准确地说回到清代,满洲女子的礼仪是什么样的。

康熙年间有个叫吴振臣的人,因为父亲在顺治年间卷入科场案举家被发配到宁古塔,所以他自幼生长于宁古塔,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带。这里算得上是满清的“老家”,风俗习惯自然最为正宗。

在《宁古塔纪略》中,吴振臣是这么描绘满人妇女礼仪举止的:“妇女以右手抚其额,点头为拜,如跪而以手抚额点头,为行大礼。妇女辈相见,以执手为亲,拜亦偶耳。”

从中能看到两个特点,第一,满人妇女用手垫在额头上点头、跪拜,这是有别于汉人的特点。第二,妇女之间喜欢手拉手表示亲近,跪拜反倒不常见。至于今天学生们模仿的“格格步”,倘若有如此神奇的走路方式存在,想必吴振臣一定印象深刻,并且写在书里,然而我们却没有找到相关的文字。

那会不会是清朝人见得多了,也就见怪不怪,不记载了呢?

要知道,大清王朝可是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,不仅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文字史料,还有图片,甚至是影像。在网络中,不需要费太大的力气,就可以找到晚清满族女子的视频。手舞足蹈、仪态万千的“格格步”是否真的存在于历史中,还是清宫戏的发明创造?稍加检索便可不言自明。

在历史视频里,我们也能看到盛装的满清贵族女子走起路来并不顺当。其中原因不是所谓的“民族文化”,更不是故意摆出的姿态,而是因为他们的鞋子。从清朝开始,到19世纪进入中国的外国人,再到今天研究民俗文化的学者,都注意到了满洲女子特有的“旗鞋”。从形制上说,这种鞋子很像高跟鞋,但不同于今天的高跟鞋跟在脚后,旗鞋的跟在脚心,而且是一块木头。

月白色缎绣花卉料石花盆底鞋,清宫旧藏后妃鞋。

这块木头一般厚三到五寸,折合今天大概在10-15厘米,甚至有七、八寸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,拿块木头缠在自己的平底鞋下面,木块一定要放在脚心的位置,然后大大方方走两步,“格格步”的感觉大概也就来了。所以,即便是真有“格格步”,也绝非故意矫揉造作摆出来的,而是难以掌握平衡的结果,但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,正常人都可以适应,虽然不能健步如飞,但也不至于扭来扭去。

红色缎绣高底鞋,清宫旧藏后妃鞋。

当然,旗鞋文化具体很复杂,其中还有很多讲究,单就那个高跟的差别,就有“花盆底”、“元宝底鞋”、“高底鞋”之分。但其中有一点要强调,就是鞋子上一定要绣花,满族女鞋最忌讳表面无花,视之为凶服。

事实上,满清旧俗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就比如旗鞋,从清代中叶开始,由于这玩意实在不方便穿,除了特殊场合,满族女子大多降低了鞋跟的高度,或者干脆穿平底鞋。就此而言,所谓的“格格步”是祖宗都看不上的习俗,后人似乎也没有太大必要再去模仿、学习。当然出于兴趣,了解一下这段历史文化是没什么问题的。

月白色缎绣竹子元宝底鞋,清宫旧藏后妃鞋。

二、钦定的传统:“国语骑射”

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满族传统文化呢?要想明白这个问题,还得先把这个民族的发展脉络梳理清楚。满族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肃慎,当时就活动在今天的东北地区。汉、晋时期,中原王朝称肃慎为挹娄,北朝到隋唐时期,挹娄的后裔称作靺鞨,其中以粟末靺鞨最为先进,黑水靺鞨最为骁勇。公元七世纪末,粟末靺鞨建立渤海国,并接受唐朝册封,被称为“海东盛国”。

黑水部的兴起晚于粟末部,但更加亮眼,契丹人称之为女真,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不仅灭掉了辽朝,还统治了中原,这就是金朝。

金朝灭亡后,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女真人逐渐被融合,而留在黑龙江、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则臣服于中央王朝,明朝在东北建奴儿干都司,广设羁縻卫所,统辖女真各部。明代的女真大体分为三部,分别是建州女真、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,清太祖努尔哈赤,就是建州部的首领之一。

这个历史过程至少能说明两个关键点,首先,从上古开始,满族先民就在中原之外的地区活动,和中央王朝的关系也大多停留于“羁縻”的状态,相应的,他们必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,特别是语言。其次,无论是建立渤海国靺鞨还是建立金朝女真,亦或是满清,都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。先秦时代肃慎向中原诸侯进贡过楛矢石砮,是奇特的杀人利器;契丹人说“女真不满万,满万不可敌”;至于明朝和满清的战绩,即便再能粉饰,也没见过大规模运动战的胜利。说这个民族武德充沛并不为过。

由这两点出发,从皇太极时代开始,满清就给自己总结了两条关键的民族文化:国语和骑射。所谓国语,就是满语、满文,骑射自然是骑马射箭。一个是历史传承的核心,一个是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。为了让满洲人保持“国语骑射“的能耐,清朝历代皇帝可是费劲了心思和力气,相关的政策是一条接着一条,生怕旗人忘了满语、不会骑射。乾隆皇帝更是说了,“国语骑射”是八旗的根本,务必人人要会、各个要精。

当然,被乾隆爷点过名的文化传统还有很多,比如踢冰球、跑冰鞋这种冰上运动,乾隆皇帝也说过这是满洲“国俗”,但最关键,也是最让皇帝揪心的,还是说满文、骑马射箭这两样。

顺治帝御用马鞍

三、统一与融合,进步还是倒退?

清代皇帝对汉文化并不排斥,康熙、雍正、乾隆,可以说个个都是研习汉文化的高手,从书画作品到cosplay,留下了无数的证据。但为什么他们都要力推“国语骑射”呢?关键原因在于担心满洲八旗子弟被汉化,而国语骑射正是保存满洲风俗、强化民族性的根本。

《雍正帝行乐图·道装像》

“汉化”这个词,在历史上出现的频率并不低,特别是少数民族政权。然而,弘扬民族传统,就真的能抵挡满汉交融的趋势了吗?清朝的八旗子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典型的案例。

先看看国语,也就是满文的学习情况。清朝初年满洲王公贵族很多不会汉语,也没有能力去学习,朝廷为此特别设立了翻译。在那时候,满语是八旗子弟的母语,汉语是外语。可随着国家稳定,母语与外语逐渐颠倒了个,乾隆年间有这么一道圣谕,说宗室子弟,“如有不能清语者,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、教习治罪,在家则将父兄治罪”。正所谓说什么,就怕什么,当时不少爱新觉罗的子孙就已经学不好满语了。

到了嘉庆、道光年间,满语的普及率更低,会的人越来越少。最为尴尬的是同治年间,有一回同治皇帝不知是怎么想的,用满语跟身旁大臣说话,要换一匹马骑。结果一众八旗大臣、侍卫亲军,都不明白皇上在说啥,幸好醇亲王从小学习比较好,听懂了这句满文,算给祖宗保住了一丝颜面。

最终扯掉遮羞布的,是末代帝王溥仪,他在《我的前半生》写道,自己学习成绩最糟糕的就是满文,学了很多年,就只会了一个字:伊立,意思是起来、平身。

爱新觉罗·溥仪

骑射方面的退步,比国语还要快。想当年清军入关,八旗军所向披靡,可仅仅一、两代人的工夫,到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的时候,八旗军的战斗力就显得大打折扣。到了清代中后期,虽不能完全说完全腐朽败落,但即便是高级将领,也不敢指望他们能有祖先跃马天下的能耐。

这里可以延伸说的一点是,清朝皇帝,特别是乾隆皇帝对“国语骑射”的高度重视,成为“新清史”观点的重要支持。然而,正如我们刚才梳理的那样,无论如何强调、怎样重视,“国语骑射”终究还是在历史的洪流中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。当满洲的王公贵族,甚至是皇帝都不再说满文的时候,强调清王朝的“民族性”、以及基于这种民族性进行延伸的新清史,显然说服力大打折扣。

清朝灭亡以后,满汉交融的历史趋势不断加快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然而按照某些学术观点,满人失去了民族特性,就失去了重要的生存意义。这样的推论和言说恐怕过份强调了所谓的“民族特殊性”,就如同煽动阶级对立一样,难免引发冲突。对于这类观点,我们应当警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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